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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世紀唐朝“牛李黨爭”，分別指的是誰？影響多久？

牛李黨爭是中國唐朝后期統(tǒng)治集團內(nèi)部爭權(quán)奪利的宗派斗爭，也稱“朋黨之爭”?！芭｜h”是指以牛僧孺、李宗閔為首的官僚集團；“李黨”是指以李德裕為首的官僚集團。牛黨大多是科舉出身，屬于庶族地主，門第卑微，靠寒窗苦讀考取進士，獲得官職。李黨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，門第顯赫。他們往往依靠父祖的高官地位而進入官場，稱為“門蔭”出身。

從表面看，牛李黨爭似乎是庶族官僚與士族官僚之間的斗爭，實際上兩黨在政治上也有深刻的分歧。兩黨分歧的焦點主要有兩個：一是通過什么途徑來選拔官僚。牛黨多科舉出身，主張通過科舉取士；李黨多門蔭出身，主張通過門蔭取士。李德裕認為，公卿子弟從小就熟悉官場，容易掌握做官的本領(lǐng)。二是如何對待藩鎮(zhèn)。李黨主張對不聽朝廷命令的藩鎮(zhèn)用兵，以加強唐朝中央的地位；牛黨則主張姑息遷就。

兩黨除了政治上的分歧外，還牽扯進個人的恩怨。牛僧孺、李宗閔因評論時政，得罪了宰相李吉甫，曾遭到貶斥，而李德裕是李吉甫的兒子，因此雙方結(jié)怨甚深，一旦大權(quán)在握，就排擠打擊對方。唐穆宗長慶年間(821年－824年)牛僧孺做宰相，就把李德裕排擠出朝廷。李德裕任西川節(jié)度使時，接受吐蕃將領(lǐng)的投降，收復了重鎮(zhèn)維州（今四川理縣）。牛僧孺卻意氣用事，強令把降將和城池交還吐蕃。唐武宗時(公元841－846年)，李德裕做宰相，又把牛僧孺、李宗閔放逐到南方。唐武宗死后，唐宣宗即位，牛黨成員白敏中任宰相，牛黨又紛紛被重新啟用，李黨全遭罷斥。李德裕被趕到遙遠的崖州（今海南三亞西北），不久憂郁而死。這場統(tǒng)治階級內(nèi)部的宗派斗爭，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統(tǒng)治危機。

牛李黨爭對唐代政局有其一定的影響，這場統(tǒng)治階級內(nèi)部的宗派斗爭，導致社會各種矛盾也開始趨于尖銳化，[5] 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統(tǒng)治危機，使本來腐朽衰落的唐王朝走向滅亡。

牛李黨爭不但影響到中晚唐政治格局、政治文化的演變，而且參與塑造了中晚唐詩風，同時在牛李黨爭中產(chǎn)生的一種具有攻擊傾向的文學作品。

顧名思義，人們通常認為“牛李黨爭”中的領(lǐng)袖分別為牛僧孺（“牛黨”）和李德裕（“李黨”）。關(guān)于牛僧孺進行黨派斗爭的事跡在史書上出現(xiàn)得很少，這使得有人懷疑牛僧孺的黨魁地位，認為牛僧孺只是李宗閔拉攏過來打擊李德裕的工具。

另一種觀點是，當時人稱的“牛、李”，指的是“牛僧孺、李宗閔”，是指“牛僧孺、李宗閔”為一黨，如清朝趙翼。

一種觀點希望擴大兩個黨派的領(lǐng)袖人選，即將牛僧孺和李宗閔看作是李逢吉的政治繼承者，而將李德裕視為裴度的政治繼承者。在唐憲宗時期，兩位政壇重量級人物李逢吉和裴度就進行過針鋒相對的斗爭，最終裴度被逐出京師。如果認可這種觀點，牛李黨爭的展開時期就要提前到李逢吉和裴度的交鋒。在費正清、崔瑞德主編的《劍橋中國隋唐史》中，李逢吉、牛僧孺、李宗閔被當作牛黨的領(lǐng)袖；相應地，李黨的領(lǐng)袖是裴度、李德裕和李紳。

早在唐穆宗時期，已拜相的李逢吉就舉薦過牛僧孺，被認為是利用牛廉潔正直的名聲，為自己的政治勢力增加砝碼。后來，牛僧孺不甘同流合污，辭去了宰相的職位。文宗太和四年，入相不久的李宗閔再度舉薦牛僧孺時，當然也有可能出于和李逢吉同樣的考慮。根據(jù)這種觀點，李宗閔應被視為“牛黨”的領(lǐng)袖，而牛僧孺最多只能算名義上的。

武宗即位后，重用李德裕，將楊嗣復、李玨兩位宰相罷免。這二人被認為是“牛黨”。此時李德裕并沒有乘機落井下石，而是力勸武宗對他們從輕發(fā)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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